今年是《社区矫正法》实施两周年，也是社区矫正工作在我国落地生根二十周年。

在这样一个意义重大的日子里，新航嘉定社工站的老社工们纷纷打开话匣子，畅谈工作经历，回顾经典案例。

一、外冈司法所社工 杜爱平

2022年，是我进入社区矫正工作的第十五年。这十五年，给我留下了太多的记忆，在我人生最重要的年纪，尝试了很多个第一次，完成了很多个目标。有快乐、有伤痛、有成功、有失败。但更多的是，让我看到了自己的成长，也见证了社区矫正工作不断的变化与发展。

社区矫正的服务对象是一个特殊的群体，他们因为种种原因成为了我的服务对象，走近他们，了解他们，帮助他们顺利走过这段的“旅程”是我的职责，也是我的义务，更多的是希望他们能在这次的挫败中吸取教训，总结经验，信心满满地面对未来的生活。

2007年5月，我带着“敲门砖”——助理社工师证踏上了这个岗位，却不曾想到自己其实只是个“菜鸟”，就连简单地填写一个矫正对象的个人信息表，都会遇到很多个空格无人下手，什么矫正类别？缓刑？管制？剥权？……一切都觉得好陌生。

看到自己的不足，我知道我需要学习，立即报考参加社工师考试，当时儿子三岁，每天晚上需要哄他入睡之后，才有复习的时间，功夫不负有心人，2008年8月顺利一次性通过三个科目考试，取得证书。同年，报考了专升本，2012年取得上海师范大学法学专业本科。2011年12月取得高级心理咨询师。是社区矫正这份工作让我看到了自己的不足，让我知道自己还需要不断的学习，也正是一次次的学习和考证，让我看到了坚持努力，不断成长的自己。

在参加社区矫正工作的这十五年里，我结识了形形色色的服务对象， 韩国人，台湾人，私营企业老总，国企负责人，年近八十的老人，未满十八的青少年，本科生，研究生，文盲，残疾人，有已经远远超过小康水平的，有几乎还在温饱阶段挣扎的……

每一个的他，从第一次相见，到最后一次告别，不说“再见”，他们简单的一句感谢，让我收获满满的成就感。我们总说，做事不追求过程，结果是成功的就好，然而社区矫正的过程才是真正体现我们这份工作的价值所在，我珍惜这份价值，她让有感觉到我为之付出的所有都是值得的。

回首十五年，我看着小龙从一个内向胆怯的小男孩成长为坚定有责任感的小青年；我看到廉师傅每天4点起床出摊卖早餐，一干就是十二年；我看到小朱从一个莽撞的青年成为有担当的一家之主，细心照顾家庭；我也见证了闵师傅从一个一无所有的中年男，硬是为自己创造了一个温馨的家……

二、嘉城司法所社工 杨海英

十八年前，我选择成为一名矫正社工，原以为可以轻松胜任这份工作，把所学的专业用到工作中，但是面对对象的摔电话、拒绝见面、经济上的困境、对服判的不服、失业的无助、重新就业的渺茫、家庭的矛盾、不配合帮教等状况让我对自己的能力产生了怀疑，对自己当初的选择产生了怀疑。

同事们的相互鼓励、交流让我明白了每一名初涉矫正帮教工作的社工都会遇到此类问题，新航总站、区里、街道的老师、领导一直在做我们的坚强后盾，我有什么理由打退堂鼓呢？

社区矫正对象是社会的特殊人群，需要社会的接纳帮助，如果作为帮教老师的我们都不接纳他们，那么他们将如何面对这个社会，如何去融入社会，社会需要社工，他们也需要社工来帮助他们架起与社会沟通的桥梁，想到此，不仅为自己的退却汗颜，同时倍感身上的使命感，荣誉感。

于是，我以专业理论为指导、不断积累工作经验，与帮教对象们一个个面谈、沟通，了解他们的处境及所思所想、存在的困惑及客观困难。

同时，我和辖区的相关部门建立起了工作联系机制，利用辖区资源帮助对象们解决困难；用心理咨询师的专长帮助他们缓解家庭矛盾，纠正错误认知；鼓励他们参与社会活动，主动融入社会；开展项目化运作，让帮教对象的家人和子女参与到活动中来，缓和了亲子关系，增加了家庭凝聚力，使帮教对象们重新获得家庭支持。

十八载的社工生涯与其说付出了许多，不如说我收获了更多。一名合格的社会工作者，只有先点亮了自己，才能更好地去照耀他人！我将继续践行我的诺言，坚守初心，在社区矫正和安置帮教这条大道上披荆斩棘、开创新局面！

三、安亭司法所社工 陈鸿

有一起案例，在我十多年的社工生涯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。

2017年，安亭司法所接收了一名社区矫正对象沈某。沈某未做过缓刑前社会调查，经我们了解之后发现，沈某虽户口在安亭镇，但在户籍地已没有房子居住，十几年一直居住在浙江温州平阳鳌江罗阳山。更糟糕的是，沈某当时因交通事故致使腿受伤了，不能独立行动，无法来上海报到。在与审判机关协商未果后，我们决定先对沈某予以接收宣告。但此时，沈某却玩起了失踪。

在与上级执行部门沟通之后，一辆专门驶往温州平阳的警车闪起了警灯。我与矫正民警、社区民警一道，踏上前往温州寻找沈某的旅程。

在公路上颠簸了500公里之后，我们驶近了那座大山，在当地司法干部的协助下走进沈某居住的小山村。

沈某是上海女人，因为婚姻问题与家人闹翻，追随丈夫来到浙江山区。然而，她自己选择的这段婚姻却并不轻松，丈夫常年在外打工，家中生活拮据。夫妻俩没有办理结婚证，属于事实婚姻，导致读初中的女儿至今无法落户。

在对沈某严肃批评教育之后，她认识到自己的错误，并愿意回上海接受社区矫正，但她在上海没有亲人没有住处，二代身份证没有办，旅费也难以凑齐。

鉴于沈某经济条件确实困难，我们为她申请到了专项补助金1200元，并帮她补办了二代身份证。

沈某作为触犯刑律的罪人，理应接受处罚。但同样作为母亲，我对她的遭遇感到同情，便私下将500元生活费塞到她手中。

感受到社会温暖的沈某动了感情，在宣告仪式上流下了痛悔的泪水。

回到浙江之后，沈某每天通过电话汇报思想动态，并主动接受电子监管，行动轨迹掌握在矫正干部手中。她居住的小山村成了没有围墙的“远程监狱”。

在我们的帮助下，沈某与丈夫办理了结婚证，女儿的户口也落实了，在学校里品学兼优，成为学生干部。

一年之后，沈某矫正期满，她感叹自己是“因祸得福”，幸遇如此之多关心她、爱护她的热心人。